波蘭羅茲(Łódź): 巴沃提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Bałuty)

The children of Bałuty, 2021 (photo by the author)

本文首先發表於Matters.

羅茲(Łódź) (波蘭文發音較接近「沃區」)，波蘭第三大城，對於外國遊客來說，吸引力似乎遠遠不及其他大城市，譬如華沙、克拉克夫、格但斯克等等。事實上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此建立了規模排名第二的猶太隔離區(僅次於華沙)。因此對歷史有興趣的旅人而言，羅茲是不可錯過的地點。另一方面，對於喜歡城市塗鴉或是壁畫(mural)的人來說，羅茲的名氣也極為響亮；大量的藝術作品將這座後工業城市妝點得光彩奪目。

而這兩項特點的交集，其一便是巴沃提的孩子(The children of Bałuty)。最先，我是在網路上瞥見幾張羅茲壁畫的照片，覺得甚為驚豔，便開始專注以羅茲搜尋壁畫的資訊。在眾多絢麗的圖面中，低調的巴沃提的孩子就這樣映入眼簾。

貓小姐 - 羅茲眾多壁畫的其中之一' (無關巴沃提的孩子), 2021 (photo by the author)

巴沃提的孩子壁畫散落在許多不同的角落，但他們皆位於巴沃提區，也就是過去猶太隔離區的所在區域。這些作品乃根據真實歷史影像，重現了生活於隔離區內的青澀容顏。由於數量不算少，有一款專門的App (名稱就是Children of Bałuty)被開發來幫助有興趣的人來追尋這些少年與孩童的身影。

因為我算是很喜歡只靠步行(如果狀況允許的話)在城市裡漫遊的人，因此我沒有辦法一一拜訪每一幅壁畫。幸運的是，有幾個我比較感興趣的孩子，就坐落在相距不遠的鄰里中，下圖的Dawid Sierakowiak就是其中之一。我在網路接觸到的第一張相關圖片，就是Dawid Sierakowiak。跟Anne Frank 一樣，他也透過日記來記錄生活點滴，而逃過戰火的文字便成了日後人們拼湊猶太隔離區生活樣貌的重要來源。目前為止，Dawid Sierakowiak的真正樣貌還無法被確定，只知道是下圖其中一位，也因此兩人都被重現於此面牆壁上(資料來源: the mobile app of Children of Bałuty) 。

其中一位是Dawid Sierakowiak (photo by the author)

這些地點，不見得代表他們曾經居住於此地址，但這裡有時隱含著一些冷知識。譬如下圖的公寓，一些來自法蘭克福跟布拉格的猶太人曾經居住於此(資料來源: the mobile app of Children of Bałuty)。而根據現今公寓門牌下方的紀念牌，這裡也曾經是從維也納驅逐過來的猶太人的聚居社群。

The children of Bałuty, 2021 (photo by the author)

根據the mobile app of Children of Bałuty，下圖的男孩於1941年10月來到羅茲猶太隔離區。而該壁畫所在地，也曾經居住著來自法蘭克福的猶太人。

The children of Bałuty, 2021 (photo by the author)

有些資訊，則是隱藏在選定的圖像本身。下方圖片的小男孩，指涉了1941年間，數百名曾經被派至渡假村工作、年齡介於10至17歲的孩子們。而他們也成了隔離區當局用來說服德國政府羅茲猶太隔離區如何在德國戰時經濟扮演重要的角色(資料來源: the mobile app of Children of Bałuty)。

工作的孩童 (photo by the author)

而未滿10歲的孩童(如下圖)以及超過65歲以上的老人，則會因為被認為生產力不足而移送到滅絕營。1942年9月5日至12日，以這兩個群體為主在內的15000-16000人，被送到位於Chełmno的滅絕營，從此以後，羅茲猶太隔離區成了純粹的勞動營。而這個歷史事件，也是巴沃提的孩子壁畫主要的紀念對象之一。

年幼不具生產力的孩子 (photo by the author)

巴沃提的孩子不僅僅只是紀念在二戰中受難的孩童與青年。事實上，它的意義還在於深化在地認同，進而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它也能被視為羅茲轉型為後工業城市的一部份。

巴沃提的孩子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在於他們的身影雖然是「複製品」，但當他們被重現於羅茲的都市生活空間之中，羅茲的歷史場域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一種「儀式空間」，使得這些孩子獲得了些許的「靈光」，進而與路過的市民與旅人產生連結與對話。從這個角度來看，羅茲公民社會的深化與認同似乎真的有其可能。

羅茲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而巴沃提的孩子也值得更多人來造訪與認識。

巴爾幹「壯遊」: 寫在10年之後

 

此文亦發表於Matters

10年就這樣過去了，當初想寫的遊記也(不意外地)半途而廢，許多片段早已消逝在記憶的洪流中，因此僅能以此文做一個簡短匆促的總結。

 

2011年夏天，在巴塞隆納完成為期兩周的summer school、接著又在朋友家鬼混了兩周，我才搞定到斯洛維尼亞的車票，在巴爾幹半島展開人生第一場「壯遊」。之所以使用引號，是因為與許多地區相比，在巴爾幹旅行的難度，嚴格說起來沒有很高; 作為歐洲的一份子，巴爾幹半島始終不是亞洲遊客的首選 (或許克羅埃西亞除外)，在資訊量相對稀少，再加上南斯拉夫內戰的記憶尚且鮮明，使這個被歷史與地理課本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地區帶著晦暗神秘的色彩，任何深入其中的探訪似乎都值得被認為是場「冒險」。

這場「壯遊」，以斯洛維尼亞的Ljubljana為起點，一路經過克羅埃西亞Dubrovnik、蒙特內哥羅Kotor, Budva、科索沃Pristina、阿爾巴尼亞Tirana, Saranda, Butrint、希臘Thessaloniki、保加利亞Sofia、羅馬尼亞Bucharest，而後繼續經由陸路，慢慢回瑞典等開學。

顯而易見的，這是場走馬看花之旅。這樣的旅行型態，除了時間與金錢的限制外，衝高造訪國家數字這件事，對於年輕時的我來說，有種莫名的吸引力。若要說有甚麼沒那麼膚淺的理由，那就是我同時在追求一種得以進行大範圍移動的快感; 不斷變換的語言、宗教、政治環境、歷史記憶與自然地貌，予人一種眼花撩亂的無拘無束，彷彿真有那麼一刻，身心靈真的獲得了無比的自由。

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進行過類似的遠行。我想，這是我在先前的文章裡，所沒有提到的另一個旅行習慣的轉變: 我越來越傾向待在舒適圈。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我重返巴爾幹半島，它將諷刺地依然會是場「壯遊」，因為我必須發掘更多的動機、甚至是勇氣，才有辦法踏出那一步。

當然我也相信，這個心態是必然可以逆轉的，畢竟這個繽紛的世界，仍然有著無窮盡的光景可以瀏覽 - 儘管是以膚淺的方式。而且我依舊嚮往著，有朝一日能再次徜徉於那(看似)不受限制的大尺度遷徙，用自己的腳步，串聯起大地上那時而破碎、時而連續的浮光掠影。

 

暴風雨前的柏林日常

本文亦上傳於Matters

去年九月中旬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即將離開柏林，所以我決定趕在那之前跟他吃個飯，順道參加一個聲援難民的遊行。

我們約在同志聖地Nollendorfplatz附近的一間泰式餐廳。這是一間熱門的連鎖店，適逢周末，室內室外均人滿為患。一開始我們坐在室外靠近大門的位置，但由於那個點的人群密度有點高，再加上附近有客人不斷抽菸與咳嗽，我們只好退而求其次，移動到人潮相對較少的馬路旁。放眼望去，這一帶的酒吧與餐廳全部高朋滿座，在這個寒意漸濃但仍舊舒爽的秋夜，比肩繼踵的人們選擇忘卻蟄伏的病毒已然蠢蠢欲動的可能。

隔天，我參加了一場聲援難民的遊行。歐陸難民的處境一直以來都非常艱困，因此在第一波疫情期間，各式各樣的活動其實未曾停歇，不過當然這些行動都是在符合規範的情形下進行的。隨著夏日逐步解封，大型集會再度復活。儘管主辦單位不時停醒參與者保持距離，但要在這個據統計高達2萬人的遊行裡維持社交距離，說實在有點強人所難，幸好大多數的人員都有好好戴上口罩。畢竟相較於病毒懷疑論者，這裡的人群有著較高的抗疫意識。

遊行結束後，我從勝利紀念柱慢慢走向中央車站，打算在那找點簡單的東西吃，然後前往柏林燈光節 - 一個我在啟程前往柏林前才偶然在臉書上得知的活動。

由於燈光節有數十個點，所以我只拜訪幾個設置在知名景點的展出。整體而言，效果真的不錯。如潮水般的遊客不斷湧入、沉浸在絢麗的光影之中。從前那得以恣意三五成群的日常，就這樣在迷幻的黑夜中被短暫重現。

柏林之行的兩個半月後，德國從第一波疫情的防疫模範收殞落。根據德國之聲的報導，德國光12月一個月因covid-19而死亡的人數就幾乎占了總死亡案例的一半(截至2021/1/2為止); 而從12/29以來，已多次出現單日死亡人數破千例...

這場暴風雨終究會遠離，但是它所刻下的傷痛與痕跡，會需要多少時間來磨平呢?只怕有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地景已經永遠被瘟疫改變，再也不會回來了...

遺憾的追尋與遠眺

Stockhol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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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大學學弟，前前後後在歐洲待了將近7年。最近他在臉書上寫到，與剛來到歐洲的時光相比，現在他旅行的目的地與當初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我不清楚是甚麼造就了他所謂的不同，但就自己的經驗來說，我也有類似的轉變。

2010年，第一次踏上歐洲，是因為要在瑞典隆德大學攻讀碩士。而之所以想要出國念書，除了短暫逃離父母的控制外，不外乎就是已經被其他人也講到爛的希望能多看看這個世界。其實這個體驗世界的想法，在一開始的碩士日子裡，並沒有強烈到覺得一定得執行，因為瑞典的一切依然是那樣的新鮮，晚夏初秋的景色更是清新澄澈到讓人足以忘卻所有的煩惱。然而，北國冬日的昏暗無光有點超出我的預期，再加上一些個人與環境因素，使自己無心也無力去融入瑞典社會，導致後來我總是想放長假到其他地方，哪裡都好，就是不要留在瑞典。還記得當時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到某座公園的小山丘上，遠眺連結瑞典與丹麥的Øresund大橋，想像自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跨越海峽到瑞典以外的世界放逐。秉持著這樣的想法(偏見)，兩年的碩士時光，我鮮少在瑞典境內遊歷。一旦有機會進行較長時間的旅行，我總是跨越Øresund大橋，前往瑞典的南方。

畢業回到台灣一段時間後，我決定申請博班。諷刺的是，隆德以及其他瑞典的學校再度成為申請目標。我想這是因為，經過一些時日的沉澱與反省，我認為我當初的想法不夠成熟，導致我失去了不少踏出了解第一步的契機。所以我心想，若是能成功返回瑞典，不啻是給自己一個彌補過錯的機會。但由於我離開瑞典前，並未耕耘系上的人脈(這點對於瑞典博班的申請算是至關重要)，再加上一些成本與其他人為因素，德國法蘭克福成了博班的落腳處。

Frankfurt, 2017

德國可說是我在瑞典求學階段，最喜愛的國家之一，喜歡到我研究所同學都知道(而且會翻白眼XD)的地步。因此，得以在德國生活一段時間，我算是非常開心的。但正如同瑞典的冬日，德國生活也存在著超乎我預期的現實面。當然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可以克服的瑣事，有些甚至只能說運氣不好，不能全然指向某種霸權的運作。但正所謂「沒有比較，沒有傷害」，這些德國生活初期碰到的亂流，讓我意識到瑞典的優點(儘管現在可能也不一樣了)以及往日時光是那樣的自在美好。至此，不成熟心態的基因再度作祟，所有在德國的不愉快 - 不論多麼微小 - 都是那樣地讓人難以釋懷。而瑞典則由於空間與時間上的距離，使徒留的遺憾幻化出一種無以名狀的美感。

就這樣，如此諷刺地，我現在所慾求的旅行方向是北方。但自2017年初定居德國以來，我僅僅回瑞典兩次，一次是主動拜訪研究所同學們，另一次則是被邀請參加朋友的博士口試。除了經濟成本的考量(北歐真的很貴!)，最主要還是因為我「理性地」深知，我即使回到了隆德，我也不能改變或是追尋回甚麼東西。另一方面，我依然「非理性地」想去相信，當年的美好是存在且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復得的。這樣的拉扯，促成了某次衝動的跑去位於德國東北的Warnemünde，那是從德國搭巴士回北歐的兩條路線之一(另一個是經由Lübeck)，在那裏我可以隔著無垠的波羅的海來追尋瑞典的氣息，但(表面上)又不會受到真實無情的打擊。這有點類似精神分析(e.g. 拉岡)所說的，有些幻想或是慾望，只能從遠處端詳，才顯得真實有意義; 一旦靠得太近，就會發現那是片撐不起任何美夢的荒蕪頹圮之地。

Warnemünde, 2019

如今來到德國即將邁入第四個年頭，隨著現實生活壓力的進逼，其實這樣的矛盾情緒被拋在後頭的時間也越來越多。當然，也是因為自己意識到，當年的事物。錯過就是錯過了，它們已然無法以任何形式重現; 與那片土地的連結，只得以在未來重新創造。但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其實換湯不換藥呢，畢竟我依然無法逃出「北漂」的窠臼? 也許我真正該做的，是將眼光與思緒，放在即將到來的任何遠方，而不是那被(去除-)遺憾所狹窄界定的北方吧。

疫情爆炸前夕的布拉格

 

由於二房東決定到非洲與她的真愛結婚，在3月德國封城前夕，取消了房子的合約。在經過一番波折後，終於找到了8月開始的房子，但在這之前的將近40天的夏日時光，依然是無家可歸的狀態。為了躲避昂貴的旅費，我決定到便宜很多的布拉格(與波蘭華沙)暫居。

之所以選擇捷克，除了金錢考量，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我一直有一個捷克防疫情形相對良好的印象。我猜這個印象的來源應該是因為相比其他歐盟國家，捷克早在3月的時候，就要求民眾在特定場合必須配戴口罩 (像是德國則是遲至4月底才開始)。再加上我的同溫層以及閱聽媒介上，也都顯露出一種捷克防疫有成的氣氛(但我猜這多少也跟捷克友台派在台灣輿論佔上風有關)。總之，在成本與防疫的折衝下，我決定到布拉格開啟這個顛沛流離的夏天。

在布拉格生活數日後，就會驚覺大眾只有在地鐵會配戴口罩。公車、地面電車和商店，戴上口罩的人數直直落。商場內甚至能看見有人徒手拿麵包...種種衛生不設防的景象只能猜測是因為人們都累了、悶壞了 (說實在連台灣人都累了)。

這些因素是否導致了日後疫情的失控? 我不知道，畢竟我不具備任何公衛或是生醫背景。但作為一個因為不斷跨境所以必須三不五時監控歐盟各國邊境開放政策的旅客XD，可以發現捷克在夏天就已經顯示出不祥的徵兆。之所以會發現捷克往不太妙的方向發展，是因為華沙hostel的價格節節升高，使我到了旅行後期一度打算到更便宜的立陶宛。立陶宛在當時的政策是，旅客若是過去14天來自/曾經停留過去七天每10萬人感染數超過14人(還是15/16/17我忘了)的國家，必須進行14天的隔離。然後我就看到了捷克榜上有名...(後來立陶宛之行並未成行，因為覺得跨太多邊境太過冒險。)

如今，捷克單日確診已經出現破萬的紀錄，死亡人數也開始攀高。希望這一切都能盡快得到控制，雖然以歐洲的生活習慣來說，情況穩定大概只能等疫苗與治療藥物了...

無聲

在前往聲援難民的遊行集結地點的地鐵上，巧遇一位戴著寫有"Freiheit für Uyghur (freedom for Uyghur)"口罩的男子。

只能說，因為距離以及對地緣政治的想像，一些德國人真的只有辦法關心白俄羅斯、被下毒的俄國反對派領袖以及失火的Moria難民營。中亞與東亞的苦難對他們來說太過遙遠...

儘管如此，看到15000人大聲疾呼關閉居住條件險惡的難民營，還是覺得無比哀傷。

杉原千畝紀念館(以及考納斯(Kaunas))

我相信杉原千畝這個名字在很久以前便進入我的腦海裡(應該是日劇"來自日本的救命簽證"的關係)。但我一直到去年才開始稍微去查詢這位前日本外交官。接著又拜讀了轉角國際的文章，讓我油然升起一股好奇心，驅使我前往立陶宛第二大城Kaunas，拜訪這座安倍晉三也曾經到訪過的紀念館。

杉原千畝紀念館的地點尚稱便利，從火車站走過去大概只需要10分鐘左右。作為前日本大使館，如今的紀念館就坐落在一個寧靜的山丘社區裡。

1940年夏天，杉原千畝在此發放過境簽證給控驚惶的猶太難民過境簽證。隨後，獲得蘇聯放行的難民便經由西伯利亞大鐵路千里跋涉到日本神戶，然後再轉往其他國家。除了杉原，其實也有另一個荷蘭人在做同樣的事情，而他的事蹟也羅列在紀念館裡。

另一方面，發放簽證的時空背景也有相當程度的介紹(畢竟無法切割)，所以整個博物館參觀下來，其實也很像在看立陶宛那段遭到納粹與蘇聯夾殺的悲慘過去(這棟建築物的興建人曾經擔任過教育部長，而他及其家人在立陶宛被紅軍占領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如今雖然納粹與蘇聯均不復存在，但俄羅斯依然在一旁蠢蠢欲動。也因此我個人的詮釋是，或許對於某些立陶宛來說，這座紀念館的重要性與象徵，已不僅僅只是勿忘歷史，更是一種對於國家所處地緣政治的戒慎恐懼。

離開紀念館後，我搭公車前往老城區。Kaunas的老城還算漂亮，但由於此行重點在於杉原紀念館，我只是很隨意地在這裡亂晃。

最後要搭火車回維爾紐斯時，在車站又發現了杉原千畝的紀念碑文。

Der Himmel über Schweden

當我在隆德念書的時候，有一個正在斯德哥爾摩交換的台大學弟，因為想來瑞典南部看看，所以跟我聯絡，希望能在我家當沙發客。後來我記得是接待了他兩天。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面，僅在臉書上更新對方的消息。

前一陣子，他在美國離開了這個世界。

自從我爸過世，我對於英年早逝這樣一件事情，總是無法接受，甚至是感到無比恐懼。也因此，這個僅僅只有兩天之緣的外系學弟之死，讓我非常焦慮地想知道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家屬或許基於隱私以及對於往生者的尊重，並未透漏任何細節。所以我只能從底下他朋友的留言，來拼湊真相。

雖然他的朋友們沒有明說，但任何有心去了解的人，都會明白發生了甚麼事。在知道了這個可能的真相之後，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受湧出心頭。那是一種出於意料之外的震撼，卻又參雜了些釋懷之感。

hej! 學弟，你知道嗎? 每當感到無力與憤怒的時候，我總是會試著去想起瑞典的天空以及海洋，因為對我來說那是一種冷冽卻又讓人安心的藍色，然後我似乎就又有了繼續遊戲人間的動力。

最後，希望你在另外一頭，能繼續實現你的夢想，並且守護你最親愛的家人，我在這邊也會好好加油，不讓自己的瑞典精神被德國人給擊垮(?)。

Büdingen (布丁根)

Büdingen 是位於德國Hessen邦的一個小鎮，有著美麗的中世紀城牆。但是這樣美麗的地方，卻在去年(2016)的地方選舉，讓極右派政黨NPD拿了約百分之10的選票。

前幾天，跟室友提到說我想去Alsfeld踏青，結果他說那是一個有著一些美麗房子與納粹的地方，而且在Hessen裡，它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地方。看來Büdingen也是他口中所說的"那些地方"。

很期待接下來的德國大選，這裡會讓AfD拿下多少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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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I really hope that foreign students could have the same help from the "host countries." lol. However, this is also the point made by some locals to oppose or deny refugees'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needed upon arrival.

"Why privilege this minority group over underprivileged from the local?" or "Why can they enjoy the things given that they don't pay the taxes at all."'

I think these points might neatly speak volumes about why non-EEU students have had to pay tuition fee since 2011 if they would like to study in Sweden.

I was so lucky that I got enrolled in 2010. But it's possible that I already became the unwanted foreigner that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 of welfare system, as those asylum seekers have done.